欧阳修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坛风向标,苏轼苏辙两兄弟,曾巩、王安石等人都受到欧阳修赞誉与推奖而名噪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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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不仅文学功底深厚,而且精通史学,他与宋祁合撰《新唐书》,他又独自完成了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新五代史》的编撰与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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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欧阳修的诸多文史成就中,歌词的创作是格外引人注目的,欧阳修的词辑录在《六一词》,又名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,今存260多首。放眼整个北宋词坛,这一数量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
伸张正义,文如其人
宋仁宗景祐三年(1036年),范仲淹因为批评朝政而触怒了宰相吕夷简,被贬为饶州知州。大部分官员都很同情范仲淹的遭遇,而左司谏高若讷却曲意迎合吕夷简,认为范仲淹被贬是合适的决定。
欧阳修是支持范仲淹的,他虽然只担任馆阁校勘的官职,但是他对高若讷的虚伪卑鄙和见风使舵的行径是非常不满的。他伸张正义,直接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《与高司谏书》。以下节选:
前日范希文(希文是范仲淹的字)贬官后,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。足下诋诮希文为人。予始闻之,疑是戏言;及见师鲁(尹洙,下文会提到),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,然后其疑遂决。希文平生刚正、好学、通古今,其立朝有本末,天下所共知。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。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,又畏有识者之责己,遂随而诋之,以为当黜,是可怪也。
欧阳修的同事安道,当时任集贤校理,因为反对范仲淹被贬,也被贬为筠州监酒税。在这篇为范仲淹辩护的文章里,就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的观点鲜明和说理透彻的特点,而且以犀利的文笔,痛快淋漓地对高若讷谄媚权贵,不分是非的行径予以了揭露。
《与高司谏书》这篇文章不仅直陈痛处,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高若讷无底线的行径,而且表现了欧阳修泾渭分明、为人正直的品质,不知道高若讷读完这封信后,会是什么感受,他的脸色一定是非常难堪的。
也正是因为这封信,欧阳修也受到了打击报复,不久,他就被贬为夷陵县令,由此也看出来高若讷卑鄙的伎俩和行径。离开开封,欧阳修到了基层任职,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造福一方和文学创作上。
基层工作四年之久后,欧阳修又被调入开封担任馆阁校勘。基层的经历让欧阳修得到了很好的历练,写作风格日趋成熟,在文学创作上的理论日臻完善,在当时的北宋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。
为文天才自然,丰约中度。其言简而明,信而通,引物连类,折之于至理,以服人心。超然独骛,众莫能及,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——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
很多学子都希望在写作上得到欧阳修的指导,欧阳修是平易近人的,他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文章中。对于前来寻求帮助的学子,他都是倾囊相助,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。
欧阳修重视对青年学子的培养,并注重人才的挖掘,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予以高度地关怀与鼓励。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进一步提升,这也为他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,一切都水到渠成。
提出“文道统一”的文学主张
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年),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吴充一到开封,就给欧阳修投书写信,希望欧阳修能对他的文章予以指点。欧阳修看了吴充的文章之后,立即写下了回信《答吴充秀才书》。以下节选:
夫学者未始不为道,而至者鲜焉;非道之于人远也,学者有所溺焉尔。盖文之为言,难工而可喜,易悦而自足。世之学者往往溺之,一有工焉,则曰:“吾学足矣。”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,曰:“吾文士也,职于文而已。”此其所以至之鲜也。
在书信中,欧阳修热情地肯定了吴充文章的优点,并且中肯地提出了其中的缺点和原因。欧阳修指出吴充文章中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的缺点,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“百事”就是文章的具体内容,写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生活实际。
在这封书信中,欧阳修首次提出“重道以充文”,也就是“文道统一”的文学主张。在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中,欧阳修进一步确立了“文道统一”的主张,直接批判了不重视内容只重视浮艳辞藻的文风。欧阳修“文道统一”文学主张在这两篇文章是相辅相成、互为补充的。
如果文章脱离生活实际,那么就没有意义了。这是对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。这篇文章不仅论述了文章与现实生活的关系,而且论及了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。这封信也是一篇非常有名的理论纲领,对古文写作有重要意义。